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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全球最低企业税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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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 全球最低税
  • 资产配置
  • 财富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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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摘要
课程深入探讨了全球最低企业税的提出背景及其对高净值人士、家族信托及企业架构的深远影响。2021年,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倡议全球最低税,旨在结束税收竞争,防止企业所得税缩水。此倡议影响广泛,包括促使企业架构回归初心,注重长期发展而非税收规避;影响投资公司的税后利润,引导投资者重视长期发展潜力;个人持有实物资产比例可能增加,但伴随更高风险;家族信托税后收益规模可能下降,境内信托迎来机会。对中国企业影响有限,但高净值人士的财富管理面临重大调整,需重新评估个人身份安排、企业架构设计、个人持有资产不确定性及境外资产需求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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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00:00
    全球最低税对财富管理的影响与前瞻思考
    演讲者在讲座中首先回顾了过去两年与听众的互动,随后介绍了本次讲座的两个主要议题:全球最低企业税的思考及其对财富管理的深远影响,以及代孕所导致的财富风险。演讲者强调了这两个话题的前瞻性研究价值,并提到这些研究在当前市场上处于领先地位。此外,演讲者还推荐了即将举行的私人银行大赛,鼓励听众参与以了解财富管理行业的最新动态和前沿问题。最后,演讲者详细阐述了全球最低企业税对高净值家庭和公司架构可能产生的重大影响,认为其影响将超过CRS,并承诺将持续跟踪该法规的进展,进行更新和调整的思考。
  • 05:33
    全球最低税倡议及其进展
    2021年4月5日,美国财政部长提出征收全球最低税的倡议,旨在结束过去30年全球范围内的税收竞争。这种竞争导致各国竞相降低所得税以吸引全球游资,进而造成每年1000亿至2400亿美元的企业所得税流失。4月7日,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表示,希望在年中前就全球税收议题达成共识。最新进展显示,已有130多个国家达成框架性协议,认可全球最低税的概念,这可能标志着全球税收改革的关键一步。
  • 08:39
    全球最低企业所得税的影响与执行挑战
    国际组织呼吁制定全球最低企业所得税以避免贸易战和逐底竞争,G7同意向跨国公司征收至少15%的企业所得税。这一举措可能是全球历史上首次经济体间的统一行动,但其实施效果和范围尚存在不确定性。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所得税标准差异巨大,对传统避税地如维尔京群岛、香港和新加坡等的影响程度以及对财富人士的资产持有方式产生挑战,需要深入探讨如何使避税地的企业阳光化。
  • 12:11
    全球最低所得税对中国的潜在影响
    讨论了全球最低所得税出台的背景及其可能对中国产生的影响,包括对政府、宏观环境、高净值人士及企业主的影响,特别是那些设立在避税地的中国科技公司。分析了全球最低所得税迅速获得广泛认可的原因,包括刺激经济增长、缓解财政压力、鼓励资金回流以及解决全球税收不平等的问题。
  • 15:41
    全球疫情后经济复苏的挑战与策略
    2020年和2021年全球因肺炎疫情导致经济大幅下滑,尤其是发达国家,美国的GDP在2020年下降了3.5%。尽管美国资本市场活跃,但就业市场复苏情况并不明显,失业率依然处于高位,这导致美联储维持较低利率以应对潜在的经济过热和高失业率问题。此外,美国企业所得税已处于历史低位,进一步减税将加剧财政压力。全球范围内,对于未来经济增长的信心普遍不足,提振经济成为紧迫任务,但财政压力和经济复苏之间的平衡成为当前面临的重大挑战。
  • 19:49
    美国财政赤字与企业所得税调整
    讨论了美国自2017年以来持续的财政赤字情况,特别是在2020年赤字比例显著上升的背景下,减税空间几乎不存在。进一步分析指出,为了缓解财政压力,美国政府可能需要增加税收,特别是企业所得税,鉴于当前企业所得税在税收体系中的比重较低,且远低于经合组织(OECD)成员国的平均水平。拜登政府的多项经济计划,包括1.9万亿的经济纾困计划和2万亿的基建项目,预计将加剧财政赤字,因此提高企业所得税成为缓解财政压力的可行途径之一。
  • 25:59
    美国税收计划及全球最低税的提议
    美国联邦政府财政部计划将企业税从21%提高到28%,以补充财政赤字缺口,但担心此举可能导致美国企业外流。为此,美国提出全球最低所得税的建议,旨在减少避税地的吸引力并阻止资本外流。同时,美国计划提高跨国公司的全球最低税率,确保它们无论在哪里运营都能维持最低税收水平,从而减少免税地和半免税地对美国企业的吸引力。此外,对于高额利润但应税收入少的大型跨国企业,美国提议按账面收入的15%征收最低税。这些措施的根本目的是鼓励海外资金回流并增加税收,但需平衡税收增加与企业外流的风险。
  • 33:09
    全球税收政策协调与美国海外资本回流
    对话讨论了美国海外资本的回流以及美国在2019年对外投资正向增长的情况,特别指出制造业资金向欧洲避税国家和地区流动的趋势。提及了美国财政紧张和制造业外迁的背景下,发达国家如美国决定协调全球税收政策,以降低对海外制造业企业的吸引力并增加所得税收入。此外,还提到了OECD在2013年提出的基于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的行动计划(BEPS行动计划),旨在提高跨国公司纳税透明度和实质经营,以及对全球税公平分配的双支柱税改方案,特别针对数字企业的市场国征税权。
  • 38:57
    全球数字企业税收改革:市场国利润征税权与支柱一计划
    随着互联网和数字技术的发展,跨国科技公司利用互联网的无国界性在全球销售产品,同时通过将注册地设在避税地区来减少税收负担。这导致了传统税收理论下的税收征管难题,即市场国(消费国)无法有效分享这些数字企业创造的利润。近年来,欧洲市场国家提出新的概念,认为市场本身也在创造价值和利润,因此市场国有权分享数字企业的全球利润。这催生了支柱一计划,提议市场国有权对数字企业至少20%的全球利润征税。这一提议对跨国数字企业,尤其是美国企业,产生了重大影响,引发了美国政府的反对和贸易争端,如法国征收数字税后美国对法国红酒的反制裁。支柱一计划的实施面临以美国为首的国家的阻碍,凸显了全球数字企业税收改革的复杂性和挑战。
  • 45:01
    全球税收公平与美国的应对策略
    OECD提出对年收入超过7.5亿欧元的超大型跨国公司征税,特别是针对那些利用税收套利手段降低税负的公司,设定全球最低所得税率为12.5%。这一举措旨在促进全球税收公平,但自2013年以来,美国通过实施安全港原则,允许美国跨国公司自行决定是否遵守这些规则,从而成为实施全球税收公平的主要障碍。近年来,美国因自身面临的问题开始考虑加税,并重新审视全球税收公平问题。
  • 48:14
    美国在G20财长和央行会议上的税收政策调整
    2021年2月的G20财长和央行会议上,美国财长耶伦表示美国准备放弃安全感原则,寻求全球合作。美国推动对数字企业征税的第一支柱进行修改,将征税对象限定为全球经营规模最大、利润率最高的前100家公司,且仅对销售利润率10%以上的部分的20%征税,而非原先的20%利润征税。这一调整旨在减少对美国数字企业的打击,同时换取全球对美国提出的全球最低税的支持,目标税率定在15%。
  • 52:09
    拜登政府推动全球最低税率15%及其影响
    为推动全球最低税率至15%,以减少美国企业向税率更低地区的吸引力,拜登政府计划将美国企业所得税从21%提高到25%。此举旨在防止企业因境内税提高而将利润转移至境外,同时修改全球无形资产低税收入的税制,将美国海外子公司最低税率从10%提高到21%,以增加税收贡献。原计划将全球最低税率提高至21%,但考虑到对全球低税率国家的冲击,最终调整至15%。此举意在使大多数国家通过逐步提升税率来获取税收优势。目前美国的综合税率约为25%,若企业所得税提高至28%,其综合税率将超过30%。相比之下,中国的企业所得税名义税率为25%,但综合税率因各项扣除政策而降至约19%。
  • 57:57
    全球最低所得税的实现可能性与影响
    在过去的20年里,无论是OECD国家还是G20国家,税收总体呈下降趋势,这反映了全球通过降低税率吸引资金的税收竞争。这种竞争导致全球每年因所得税减少而损失的税收额估计在1000到2500亿之间。如果实施全球最低所得税率12.5%,预计每年能为各国增加500到800亿的税收收入,对全球经济影响较小。将此税率提高至15%,虽未有确切结论,但普遍持乐观态度,认为其影响主要局限于跨国公司。目前,全球主流国家如G7、G20和OECD等组织对美国提出的全球最低税建议表示支持,这主要是因为各国面临财政压力,希望通过提高税收来缓解。然而,全球最低税的实现还面临主权问题的障碍,尽管如此,由于全球博弈的需要,一些国家可能不得不在税收主权上做出妥协。
  • 64:30
    全球最低税及数字税的实施范围与影响
    对话讨论了全球最低税的使用范围及对企业的实施标准,指出美国希望对所有跨国公司实施全球最低税,而OECD则聚焦于数字企业和收入达到7.5亿欧元的超大型跨国公司。此外,讨论还涉及数字税的问题,包括美国对规模最大、利润最高的跨国公司提出的要求,以及如何在消费市场国之间分配由此产生的利润,显示出各国在利益分享上存在分歧。
  • 67:36
    全球治理机制:G7、G20与OECD的角色与合作
    全球最重要的几个发达国家组成的G7,决定了全球政策的基础条款,随后将这些条款交由G20进行讨论。G20讨论后,通常会委托OECD来实施相关协议。G20和G7主要负责方向性的统一和意向书的签署,而具体实施则由OECD承接。OECD在实施过程中可能遇到障碍,且具体条约的实施还需经过各国的国内立法。G20作为全球经济治理的代表,其领导人通过博弈形成的框架性协议,由OECD负责落实。OECD接受G7和G20的委托,支持G20的意志,帮助定义议程、提供政策选择、达成共识并制定全球标准。实施效果的好坏则取决于G7和G20的支持与推动。以2013年出台的BBS行动方案为例,由于美国的不主动,导致该方案的落地效果不佳。
  • 70:41
    全球最低税对跨国资本的影响与对策
    讨论了全球最低税设定为15%后对各国和地区,尤其是对没有所得税或税率低于15%的地区的影响。指出依靠低税率吸引跨国资本的策略将不再有效,需要通过改善交通、通讯、能源供给、法治环境、政策因素和投资环境等软硬件条件来吸引资本。同时,尽管所得税优势消失,但关税和汇率政策仍可能成为获取竞争优势的手段。
  • 73:41
    全球最低税对以邻为壑政策及中国企业影响分析
    讨论了全球最低税政策的实施对以邻为壑的税收政策的影响,指出这种政策可能导致各国在贸易政策上更加极端。分析显示,2020年1至10月全球发布的与国际贸易相关的政策中,相当一部分为以邻为壑的政策,旨在使自身更具吸引力,但这种政策可能恶化全球投资环境。此外,分析了全球最低税对双边贸易税收政策的潜在影响,特别是对中国企业的影响,发现中国大型金融机构、石油和互联网公司的海外收入和利润占比不高,因此全球最低税的实施对中国企业影响较小。此外,中国企业的名义所得税为25%,高于全球最低税的15%,因此提高全球最低税对中国企业可能带来正面影响,降低海外投资的吸引力。
  • 78:18
    全球最低税对离岸公司架构的影响及对策
    对话讨论了全球最低税实施后对中国企业在离岸免税地注册的影响,特别是对高净值人群的财富家庭。企业设立离岸架构的目的不仅限于节税,还包括境外上市、隐私保护、规避管制和身份安排。全球最低税的实施使得避税功能下降,促使企业重新评估税收成本和海外架构的必要性。对于已经设立的离岸公司,需要考虑税收以外的其他关注点,而未设立的公司则需重新评估避税地的重要性。此外,企业所得税、关税等税收政策的影响也成为关注重点。
  • 82:03
    全球最低税对家族财富管理的影响
    随着全球最低税政策的实施,对于财富家族的身份安排变得更为重要,企业资产持有方式可能从法人化转向个人化,以规避税收压力。同时,家庭成员之间的保险、信托及其他安排会变得更加活跃,以应对个人面临的各种风险。此外,留学和移民与资产的关联也将变得更为紧密,企业架构设计需要回归初心,不再以税收筹划为单一目的,呈现出扁平化趋势,减少不必要的中间架构。
  • 85:23
    海外避税地架构变动对资产配置的影响
    对话讨论了海外避税地税收政策变化对现有架构的影响,指出即使避税地所得税优惠减少,公司未必需要撤除,因为还存在其他功能需求。对于金融资产,税收政策变动可能影响投资公司的利润和估值,促使投资者更加关注公司的长远发展而非短期节税。实物资产方面,个人持有不动产和另类投资可能增多,但需注意个人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
  • 88:08
    全球最低税对家族信托的影响及财富管理调整
    对话讨论了全球最低税实施后对家族信托的影响,特别是对海外避税地信托的运营收益和受益人税收地位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随着全球130个国家和地区同意实施全球最低税,家族信托的税后收益规模可能会受到影响,而境内信托则可能迎来机会。此外,高净值人士的财富管理将面临重大调整,包括个人身份安排、企业架构调整、个人持有资产的不确定性上升,以及境外资产需求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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